站在年的门槛上，除了祝愿大家携带“行李”继续上路，还希望你们这一年多亲近自然，不只是在旅途中寻访山川，是在日常生活里，也能真正和花草树木交汇，她们会救赎你。所以，新年的第一篇访谈，我们选了这个人，非常美好，非常幽默，希望你们会视之为礼物。

（这3张无比精美的照片，是天冬分别在小满、处暑和大寒这3个节气的当天，按照一个主题，从自然界收集各种自然物，再分别精心摆拍成的照片。他为一年里的24节气都拍了照片，这组24节气图，在他众多脍炙人口的自然收集物的照片中，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天冬”已经是网红啦，从中学写小说起就有了遍布北京城的粉丝，现在的粉丝已经蔓延至港澳台，甚至海外啦，但我们都叫他本名：王辰。笔名“天冬”来自他喜欢的百合科植物雉隐天冬，这种植物长到一大丛时，听说雉鸡都能藏在里头，体型并不娇小的王辰，也想跟雉鸡一样，藏在郁郁葱葱的天冬底下。

在“天冬”底下，有两个旷日持久的签名：边三角四，人五人六；有了什么样的风光就要受什么样的伤。前者的意思是不主流，躲在角落里就好。后者是小柯的一句歌词，是想到自己要做的事，和别人的常规思路不一样，就必须承受更多。

这名字和签名指认了他的身份：一个低调的，喜欢植物的文学青年。喜欢植物，所以一直在做和植物相关的事，比如自然摄影，比如兜售他收集的树叶、种子、颜色等自然良品的淘宝店“野风集”，比如刚出版的记录花和草的两本小书《桃之夭夭》、《野草离离》；因为爱好文学，一直在写科普文章（已经是很著名的科普作家），也一直在写小说——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能看到一个拍照的，喜欢植物的主人公，他有多少影子，能在那个藏在天冬底下的少年身上找到呢？

天冬：本名王辰，小说家，科普作家，自然摄影师，现就职于《博物》杂志。

行李天冬

行李：北京城里的孩子，你最早的野外是什么？

王辰：这个啊，说来话长，因为虽然是北京，但是北京和北京不一样。我从小其实就是在野外的，三十多年前，东直门外就是野外了。

行李：我一直以为你家在西直门外。

王辰：住西直门的是一个知名的昆虫摄影师唐志远。现在我对自然和野外的热爱，都是小时候闹的……小时候住在东直门外，当时其实基本和郊区差不多，外面有荒地、有小山坡、有刺猬过马路、有黄鼠狼夜里乱蹿。那时候我妈就带我去看动物、认植物、看星星、记录物候，是纯粹作为一种游戏，给小孩子的游戏。我觉得当初养成的对自然的热爱，是后面所有事情的直接起因，也是现在创作的源泉。所以大学专业我会选生物学，而且只喜欢宏观生物学，微观的细胞啊生化啊遗传啊，完全提不起劲。

行李：你妈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

王辰：因为我妈觉得这些事很好玩，她把她觉得好玩的事，带我一起玩。以前燕莎后边都是小树林和大水坑，我小时候在那捉过刺猬……

行李：你妈妈现在还喜欢这些么？东直门都变成城中心了。

王辰：我妈一直都喜欢，后来我种花（我所有种花的技能都是跟她学的）也是因为小时候就种。

行李：你文章里写到过科学家预备役野外考察，这个是什么阶段？

王辰：科学家预备役是因为最终我也没当成科学家，本来曾经想过要不要去搞专业研究，后来觉得，科研圈子的感觉和你能够隐隐察觉到的阴郁，和我当时的状态，彼此不搭调。当时我还年轻，有自己单纯的想法，不想把自己封闭在那个圈子里。而且，比我更合适做科研的人很多，我想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所以只是预备役，最终也没当成科学家。

行李：然后呢，你野外的版图是怎么一点点扩大的？

王辰：读研，跟老板到处跑，去了不少地方，见识了很多东西。大概从年开始，买了数码相机，开始拍照片，在网上和人交流，混到一些比较熟的朋友。然后从年开始给《博物》写稿，又认识了媒体这边的人，跟《博物》杂志以前的一群家伙开始到处跑。

（24节气中的立春、白露、夏至、霜降。）

行李：你是什么时候来《博物》的？

王辰：博物创刊那年应该是年6月刊做北京周边的博物学，当时《博物》的编辑部主任徐健找我去做植物部分，然后就一直给博物写稿，毕业就过来做编辑。我不太擅长八面玲珑惹人喜爱，但运气比较好，会遇到少数一些合得来的朋友，所有的野外版图，都是以这些人为核心的。

行李：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有几个核心人，世界版图就形成了。

王辰：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一个人一个世界，现在岁数大了，一个人不想乱跑。现在再出去，基本会选择跟一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跑，提前很久就商量线路，选择目标物种。毕竟慢慢年纪大一点了，能够自由支配外出拍照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为了效率，需要尽量规划好。

行李：北京周边博物学，具体是什么概念，都做了哪些内容？

王辰：以北京为地域范围，从博物学的不同领域和视角，纠集不同几个人外出探索，昆虫、鸟、植物、星空。

行李：在你们圈子内，博物学好像已经很平常，但对大众而言，博物学已经失传很久很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在吹捧专家，忘了博物学家。

王辰：博物这个题目是《中国国家地理》总编单（之蔷）老师定的，徐健当时力主推广。其实我们当时也并不太流行说“博物学”这个概念，说“宏观生物学”多一点。现代科学和博物学，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要我说，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是认知世界、诠释世界的不同方法论，中国从文革之后的教育，太依赖西方科学体系，我自己现在主要会倡导自然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个其实是审视博物学的另一个视角。单纯依靠自然科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对博物学的理解其实也是片面的，要更全面的去了解，需要和文化结合。这个话题先这样吧。

行李：好，后面再谈。徐健会找到你，是因为当时你已经小有名气了？

王辰：是因为有人推荐，我一个北师大的师兄，比我大差不多8岁，叫孙锴，当时他建了一个“北京昆虫网”，但是想不仅仅介绍昆虫，就来找我，因为我们当时都在“大自然社区”论坛。他还找了唐志远等人。

行李：原来你们大家那么早就结识了。

王辰：是，然后年他出国，出国之前徐健找他，他给徐健推荐我。我很缺钱，我读书的时候一直缺钱。徐健找我，稿费不错，我很愉快。以及，孙锴后来回国，现在在《少年科学画报》当主编。

行李：高新宇一直夸赞上学时倒卖邮票挣的钱买了房子，你怎么缺钱？

王辰：我们虽然是大学同学，但高新宇那时就很会经营，在大学班级里倒买倒卖电话卡和国外邮票。我那时候就是写小说、弹吉他唱歌，我们俩真是俩极端。不过从大学时起，我们就算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现在都在媒体行业工作。

（为了上图第一张的台湾奴草，王辰曾亲自跑去台湾，结果除了奴草外，还在沿途邂逅到这些漂亮的野花：独蒜兰、玉山佛甲草、百合、滨玉蕊、羽唇叉柱兰。）

行李：你那时写什么主题的小说？

王辰：青春文学，校园生活，出版过两本：《坐在对岸的企鹅》、《南极圈外》。

行李：还弹吉他唱歌，怪不得他说你很早就有好大一帮女粉丝。

王辰：女粉丝都是觉得“这种动物有点意思”而已，北师大其实是个很死板的地方，至少生物系是这样，生物系要的分数高，很多孩子都是很辛苦才考上的，本科时课业压力也大。像我和高新宇这种，都是比较奇怪的。

行李：你不奇怪，但你在生物系就很奇怪，这不是所谓中文系的才子么。当初写小说的冲动和内容源泉是什么？

王辰：我从中学就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在成为一个科普作家或者自然摄影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自认为的小说家。幸亏没去中文系，我选了中文系的辅修课程，但是上了不到一学期就没继续读，太无聊了。创作和研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没继续读，也是因为生物系的课压力太大。我其实直到现在还在写小说，今年出了一个短篇集的电子版。当然其实我还是想出纸版的小说，虽然现在出书太难，人们也更缺乏阅读习惯，阅读纸书的习惯。

行李：你条件太好啦，文字过关了，又来生物系的领域，我发现你们博物学领域（请容忍我这么混淆称呼吧）的人都很能写，也写得好，像刘华杰什么的。

王辰：刘华杰老师也是文科出身，所以其实博物学这东西，只要你有兴趣，肯去研究，都能取得一定成就的。它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背景，其实相对来说很容易掌握。

行李：你现在事情很多，很杂，还坚持写小说，它有什么表达是你觉得其他文章都没法弥补的？

王辰：科普是一回事，小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科普无论怎么表达，还是要有现实依据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不过我现在也不年轻了，写小说不是为了自己爽或者带着大家一起爽。就好比我小时候读名人故事，有一个记得特别清楚，是说小仲马写了一个剧本《私生子》，整个剧本都是为了最后一句话“是，叔叔”。我现在写小说，只要能在里面藏一两句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为了这个核心的东西，可以铺垫很多，甚至铺垫出一个世界，就是这种感觉。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写小说，写古诗词，就是不想让语言表达能力退化。写科普，耗人，会把语言表达能力磨平，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高要求的层面，不然再写几年就只能写新闻稿了。还是需要磨练，写不出东西的时候，觉得表达不顺畅的时候，去读书，去读非常喜欢的书，就好了。

行李：你平日都喜欢读哪类书？常看到你讥讽某个著名作家。

王辰：讽刺的还是少数，我属于每天不读一点纸书就难受的那种。书籍的话，专业方面喜爱清朝编写的《草木典》，这本书几乎成为我了解植物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可依赖的资料。非专业的书籍，我最喜爱的是村上春树先生的几本小说，无法取舍哪本排名在先，喜欢村上先生构筑世界的方式。每天睡前趴床上或者上厕所的时候需要读一会儿书，不然会沦落到要看手机，但手机的信息获取方式和读书有本质不同。

行李：看你在新书的介绍里，讲到文章的写法，希望像评书相声武侠小说一样，关于文章，我们就先到这里吧。回到刚才孙锴等一帮核心朋友那里，我们继续聊你野外版图的展开，和几个核心朋友搭建的世界。

王辰：好，其实有几个人很重要，孙锴-唐志远-徐健，这是一条线，刚才大致说过。高新宇这边是另一条线，回头可以单独说。另外就是国家天文台的张超、昆明植物所的牛洋、北师大我的师弟们（韩烁、王继涛、魏来），这是又一条线。徐健那条线，是他们把他们的资源和经验迅速推荐给我，在某一个阶段跟他们混，自我成长很快。张超和师大那些师弟的线，则是非常非常让人放心，我现在去野外，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因为现在越来越觉得，一起外出的人很重要，互相对脾气、外出习惯互相适合，而且属于可以放心把背后交给他们的那种。我会在很多很多年里，选几个类似的特别值得信任的朋友。最后再说高新宇，其实我们俩一起外出的次数不是太多，读大学的时候，纯粹是因为几个原因：喜欢宏观生物学的东西、都是北京孩子（当时没宿舍，只能扎堆混在一起），毕业以后，我们是可以分享彼此的资源的，可以特别开放的分享，很重要。然后近几年参加过一些组织的活动，也有机会认识一些比较牛的前辈，比如老彭（彭建生），我和他们混的思路，通常都是他们觉得我的水平不错，愿意照顾我……老彭绝对是生态摄影前辈了，我们一起跑野外，住一个屋，很快就混熟了。

行李：你和他跑过哪些地方？是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徐健创立）的项目？

王辰：第一次是林芝的大峡谷，IBE的项目，第二次似乎也是IBE的项目啊！然后我去香格里拉找过他。其实我比较害怕在完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去探索陌生领域，跑过的几趟远途，基本也都是提前联系一下。唯一不同的是台湾，因为拿了项目，所以怎么都要去，当然最后也是得到了台湾几位老师的照顾。

行李：这些人，对你知识结构和视野影响大吗？

王辰：视野影响比较大，更重要的是，和他们一起，慢慢学会如何相处。知识结构主要是在研究生导师那里学到植物学的各种。在《博物》的工作，慢慢了解到科学传媒是怎么回事。毕业后，自己读的很多中国古代的东西会让我明白博物学和古代文化是怎么结合的，这部分基本是自己看书自己学。

行李：我看书很杂，但最爱看的，还是广义的游记，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晚清、民国时期由川入藏的商客、军人、僧侣写的行记，那时不论什么人，文字表达都很典雅，游记涉猎的内容很广，也很专业，远比现在的游记好看。

王辰：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不缺西方科学了，但是缺文化，自己的文化缺得很厉害，虽然现在一直有人提国学国学，但不幸我遇到的几位搞所谓国学的，有一些感觉神神叨叨的。其实科学和文化本来就不是割裂的，现在懂科学的没文化，读完博士，做完博士后，出来还是科技民工，还是一被忽悠就跟着热血，犯傻。会做事，不会做人。

（这是王辰最喜欢的高山流石滩地带，在一段荒芜的，只有乱石堆的世界里，开满了各种娇艳的花朵，从上至下分别是：宽叶变黑绳子草、槲叶雪兔子、总状绿绒蒿、蓝钟花。）

行李：我们还是聊聊你日常生活中和花草树木的交汇，以及收集癖吧。

王辰：哈哈哈哈，抱怨就到这里，你懂的。所以回归到日常生活，我觉得，能够了解一点大自然，接触一点，是可以让人的感觉变得舒缓美好的。硬要给一个定义，或许可以将之称为自我救赎。身处草木之间，用相机的镜头审视它们的美艳抑或奇特，生机抑或迟暮，那是一种平复，面对嘈杂烦扰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平复。那些花草，那些树木，它们所追求的，唯独奋力生长，散播后代，它们既不需要被歌颂，也不能够被诋毁。就是那么一种生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空自羡慕。

行李：是很美好，但是在植物自己看来，其实也全是生存，只是它们的生存也给了我们无尽的美感，开个花落个叶，都很美。

王辰：植物就是植物，人类赋予的是第二层级意义，这些意义也有意思，但不是本原。我们自以为明了些什么，实则，那些植物们，或许并不需要理解。不过这个其实都无所谓，现在人们对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