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锐／秦朔朋友圈ID：qspyq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篇原创首发文章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中国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及人文风貌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为中国古城群落中的两粒明珠，古人一直热衷于将苏杭并列。但近年来，借助互联网产业的腾飞，杭州经济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国内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城市，大有赶超“北上广深”之势。这却将昔日“同窗”苏州，摆在了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人们难免要问，苏州还能与杭州放在一起吗？或者说苏州还能赶得上杭州吗？

苏州究竟差不差？

坦率地讲，单从经济成就上来讲，苏州实际上是不差的。在最新公布的年中国城市GDP前十位数据显示，苏州以1.73万亿元位居第7，排名尚在如今的明星城市——重庆，武汉之上，经济实力绝对堪称强劲，比杭州高出近亿的GDP规模。

苏州不仅经济强，居民的富也是出了名的。相关统计显示，年上半年，苏州人均GDP为元人民币，远高于北京（元）、上海（元），比杭州（元）也高出近2万元。目前，苏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元，居东部5省所有地市之首，是我国最早突破5万大关的城市之一。

除此之外，苏州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是98家，全国第五；新三板挂牌家，全国第三；发明专利拥有量全国第五，PCT专利申请量全国第四；苏州千万富翁数量超过人，平均人就有一个千万富翁；可能除了房价略低外，苏州当前的各项条件比起杭州都可以说是不差，甚至更为优秀，但为何那么多专家，学者或权威媒体都无视这样的现状，始终将“杭州模式”奉为典范，却不见为“苏州模式”喝彩？这其中的原因，也是今天深入讨论的主要问题。

苏州差在哪？

产业结构

产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在很多专家看来，对苏州的评价之所以低于杭州，产业结构的差异正是最核心的原因。

众所周知，杭州经济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阿里巴巴为首的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统计数据显示，年上半年，杭州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5%，占GDP24.8%，其中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分别增长44.9%、29.9%和28.1%。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科技、新产业无疑已成为推动杭州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

反观苏州，低端化的产业结构已成为困扰苏州经济未来发展的痼疾。

提到苏州，就忍不住想到江南女子的婉约，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风流故事也让更多人记住了它的秀美风光和文化底蕴。而事实上，苏州是正儿八经以制造业为产业支柱的工业城市，更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业重镇之一。统计显示，去年苏州的工业产值超过3.6万亿元，已超过上海（3.3万亿元），是中国乃至全球工业大市。在工信部发布的最新版《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告》，江苏省共有24个县（市）上榜，来自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分列第二、三、四、七名，排名高居全国前列。

但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苏州工业结构上的窘境。就目前来讲，苏州的工业增长主要由两方面来拉动，一方面来自大型外企投资建厂，另一方面，得益于依托县域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小型制造业。

而在如今新的经济形势下，这两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技术含量低，始终在产业中下游徘徊

首先看外企部分，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苏州投资建厂的世界强企业已超过家，其中不乏辉瑞、强生、丰田、三菱这样的知名巨头企业，巨大的生产规模与全球化的产销体系已使这些外资工厂成为苏州制造业的重要支柱。

必须指明的是，这些外企看重苏州的原因是本地廉价的人力与土地成本，其本质依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端产业转移，虽然具有体量优势，但真正居于核心与主导地位的科技研发，高端制造则少有落户。相关调查显示，在外企最中意的亚洲区域研发中心备选城市中，北京，深圳，重庆，武汉，杭州等城市居前十名，而苏州未能入榜。

在外企身上存在的问题，在本土制造企业身上同样也非常严重。县域经济是苏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很多本地制造业都是依托县域经济发展起来的，如常熟、太仓、昆山，这都是全国知名的工业强县。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小的经济体量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潜力，使得绝大多数相关产业始终在低端徘徊。在苏州市发布的一份企业用工调查问卷中显示，居然有高达48.7%的被调查企业用工年龄段都在16岁-22岁之间，16岁是什么概念？高中都没毕业，正是上高一的年龄。

时过境迁，中国经济已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发展模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已到了拼科技、拼创新的新阶段，苏州在这方面明显落后了。

转型升级，缺乏核心优势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要想转型成功，必须确保两大核心优势，一是品牌优势，二是技术优势。

互联网的核心在流量，而流量掌握在以BATJ为首的互联网平台手中，想要从他们手中获取流量无非两种方式，一是花钱买，用烧钱的方式确保流量优势，虽然奉行此法的企业不少，但真正走到最后的寥寥无几。除此之外，就是品牌合作，在如今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优秀的品牌及产品正变得比流量更稀缺，就如今的华为，茅台，凭借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与独到的技术优势，在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中始终居于强势地位，无论时局如何变幻，始终稳如磐石。这与苏州一众制造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船小好调头”曾是苏州企业的优势，许多人都是抱着“能赚钱最好，赚不了就关门找下一个能赚钱的行业”这样的想法在做生意，在内外环境尚好时，这样的策略让许多苏州商人赚得盆满钵满，但长此以往，却形成了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企业缺乏积累，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尤其在关系未来企业发展命脉的品牌或技术方面，多数企业一个也没有，有的厂家因为做惯了代工，甚至缺乏独立应对市场的能力。这样的问题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相关企业转型路上的致命伤。

人才瓶颈

除去产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人才的相对匮乏也是困扰苏州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苏州人才的匮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结构。相关统计显示，截至年底，苏州市户籍总人口人，其中老年人口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5.2%。这意味着，在苏州，每3个年轻人就要养活一个老年人，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人口老龄化标准（青年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为5：1），苏州已经实质上步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相较而言，杭州的老年人口比重为21.55%，深圳为6.9%，重庆19.8%，武汉20.72%，北京24.1%，上海31.6%，苏州仅略好于上海，而与重庆，武汉等古城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更被深圳这样新兴城市远远甩在后边。

人们常说“年轻就是资本”，这句话在城市发展中同样适用，年轻的人口结构往往代表着充足的劳动力与消费人口，也意味着更好的发展潜力与经济活力。最典型我们的“邻居”印度，时不时要在国际吹一把自家的经济前景与光明未来，而且响应者众多，其中不乏摩根、高盛这样的国外顶级投资机构。这是为何？还不是因为印度的年轻人口多，人口结构更优化。

统计显示，目前印度人口总数为13.24亿，其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达到5亿，比中国高出近2亿，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这样的比重排名第一。国际知名的会计事务所德勤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内地和亚洲四小龙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年轻的人口，印度势在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印度将继日本和中国之后，携其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亚洲的第三次增长大潮。未来20年，印度的劳动人口料将从当前的8.85亿增加到10.8亿，并在此水平之上保持半个世纪的时间。或许这种论断有失偏颇，但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对印度经济力的提升却是实实在在的。

由此可见，年轻人口对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苏州恰好在这方面被甩到了最后边。

其次，是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国内外各类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高端人才的数量与比例一直是最核心的评价标准之一。在智联招聘发布的《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中，苏州以人均薪酬元居13位，比杭州（）落后9个身位，差距近千元，甚至低于宁波、厦门，这与其经济成就实在有些不相匹配。

薪酬是评价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一方面，高工资无疑更能吸引高层次的人才，另一方面，敢于为人才出高价，也能反映出对行业前景与企业发展的信心。制造业是苏州的支柱产业，工厂更是就业主力，但这样的薪酬标准，难免让人感到忧心。

除此之外，工作环境差，劳动无保障，管理不规范等等问题都成为中高端人才不愿进入苏州，尤其是制造业工厂工作的原因。

时代缩影

从某种程度来说，苏州面临的困境是中国时代发展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廉价的人力及土地资源，我国迅速确立起了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以此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年正式入世以后，凭借“价廉物美”的优势，中国产品畅销全球，为国家赚取了超过3万亿的外汇收入，一举奠定了我国“世界工厂”的经济地位。其中，如广东、苏州、杭州、佛山、东莞等南方沿海城市，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与浓厚的商业底蕴，迅速发展为当时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成为了国家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风水轮流转，世事也无常。年金融危机重创了欧美市场，受此牵连，中国外贸出口急转直下。更为严重的是，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震惊与排斥，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颇为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迅速消失。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并致力于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核心目的就在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但在当时，确实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痛下决心，为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踏上了漫漫的转型之路。

年，我国颁布了新版的《劳动合同法》，拉开了国内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大幕。由于该法对劳动关系中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低收入者的劳动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文规定，致使许多以“廉价劳力，薄利多销”为立足之本的低端制造企业，用人成本大幅提升，很多工厂主不得不裁撤人员，缩减规模，甚至干脆关门了事。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先生曾多次痛批此项政策，认为该法律不但于国不利，更会摧毁中国制造业的根基，是开历史的倒车。而包括苏州在内，许多沿海城市遭遇的转型困局，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此后中国政府又出台一系列旨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法规，逐步将中国从“世界工厂”推向“世界市场”。如此形势下，似苏杭这类昔日低端制造业的“顶梁柱”必须挑起转型升级的重担。

由此可见，苏州的问题不仅仅是苏州一地的问题，杭州的成功也绝非杭州一家的成功，他们都是中国转型升级的样板城市，担负着为中国经济改革照亮前路的使命。目前，凭借马云与阿里巴巴的杰出贡献，可以说率先完成了一部分任务，而包括苏州在内的一众传统工业城市，则依然在摸索中缓步前行。但制造业毕竟是中国立足的根基，光靠互联网支撑不了中国的百年强国梦，中国必须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产业，从这一点来看，苏州的未来或许会晚到，但绝不会不到，只有到那时，评价与杭州孰高孰低，才真正有意义。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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